7月27日，《景观设计学》新刊沙龙“从多中心治理看共建、共治和共享”在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二十七院举办！炎炎夏日并没影响大家的热情，本期学术召集人刘伟老师和编辑部带领大家展开了一场参与式的多中心研究与实践体验之旅。
本期新刊梳理了多中心的定义，呈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中心治理案例，涉及景观保护、洪水治理、林业管理等多个角度。但也有许多读者表示，如果有更多关于中国的实践案例介绍就更完美了！在此次沙龙上，《景观设计学》邀请了多位在中国城市社区与乡村建设实践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为大家讲述更具在地性与启发性的“中国故事”。
卧龙是我国的旗舰自然保护区，过去20年来，在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影响下，这里形成了恢复的森林与农田在山坡上镶嵌分布的景观特征，栖息在树林里的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猪）对农田破坏显著。由于赔偿政策和资金缺失，社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对自然保护政策在当地的推行造成了阻碍。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重建过程中，出于安全考虑，许多村民的住所被迁移到远离山坡的河谷地带，农户看护农田的成本进一步上升，也使得冲突愈加激化。
刘伟老师参与创建的非营利机构“卧龙熊猫乡土绿色发展中心”（熊猫乡）选择的试点社区足木山。可见沿山坡分布的田地及其周边的人工林。
冲突是个老问题，之前村民广泛使用烧火烟熏或设置猎套的方法来吓退或捕杀野兽，这样的做法耗时、费力且效果低下，还会造成山林火灾或误伤熊猫等野生动物；而设置牢固的铁丝农田围栏被认为成本太高。2013年，我们的团队在前期实地和入户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以村民设计规划为主体给农田加设铁丝网围栏的执行方案，希望最大化利用村民对本地地形和野生动物分布的知识，调动社区自主讨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积极性，来规划安排设置铁丝围栏的的具体路线和覆盖范围，以及围栏设计的规格——既要尽可能的避免材料浪费，还要使防护效果最大化。
熊猫乡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保护区6个村超过20个村民小组分别提供了其农田分布的卫星影像图，协调农户召开社区会议，商议选定适合布置铁丝围栏的路线。由于对当地环境十分熟悉，村民们的选址方案能有效避开地形障碍、找出能实现最佳防护效果的空间布局，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各家各户可能的受益程度有了初步的估计，为下一步投工方案的制定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一个试点村的项目建成后，农田破坏率由未采取一定的措施前的35%降低到了5%以下，并在一年之内就收回了建设成本。
试点项目帮助各利益攸关方看到了全面缓解冲突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保护区及当地政府主动和熊猫乡合作，提供全部建设材料；熊猫乡负责协调、发动社区讨论和将共同设计围栏方案推广到全区，大幅度的降低了保护区低海拔野生动物侵害庄稼的损失和保护区主管部门的管理成本。近年来，这一多方合作、构建社区自主治理能力、共同设计解决方案的工作模式被进一步应用到新时期可持续生计发展和开展自然教育等工作中。
“在这一个项目中，具体布置方案的商议与决策的主动权在社区村民手中，村民们必须直接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这激发了他们更多的积极性与责任感，促使他们主动参与讨论。每一个村民小组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深刻了解与朴素智慧也有了用武之地，因地制宜地制定围栏安装的空间布局及在施工全套工艺流程及后期监测中的分工和协作方案。”
2011年起，北规院承接了东四南历史背景和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有幸与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携手开展了一场长期扎根胡同的街区更新与社区培育实践。针对街区以“大杂院”为典型特征的居住形态，我们从“如何找回院子里的好生活”这一问题入手，与社区居民一同探讨历史院落的保护与公共环境的改善。为充分调动在地内生力量与外来专家共同参与街区保护更新，2014年，我们与街道政府共同成立NGO“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搭建多元主体对话平台，以“胡同茶馆”“入院调研”等灵活形式，促成邻里之间、居民与设计师之间的充分交流。
开诚布公的沟通打消了彼此的隔阂，建立了需求与愿景的共识，并催生了居民的自发行动——居民们主动清除院落里堆积已久的杂物、种植花草装饰公共空间，还和建筑师一起修复破败的垂花门等；在品尝到一起努力的成果之后，居民们自发制定了“小院公约”，持续维护美好的公共环境和温馨的社区生活。伴随院落公共环境提升、胡同微花园等兼具社区培育与空间提升意义的实践课题不断孵化、落地、生根、发芽，慢慢的变多的居民开始对规划师、设计师的工作感兴趣，热情参与到历史背景和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探索中来。
下一阶段，我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与运营机制设计，推动街区治理和空间更新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响应责任规划师制度的要求，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理念，即通过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实践，促进城市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同步提升。
为此，我们一方面在东四南展开创新治理平台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与政府、专业机构、社会力量、居民共同摸索规划实施与文化建设领域的基层治理创新格局；一方面在北规院及下属公司的支持下，与中社社会工作发展基金会共同筹建了国内首支从城市更新领域支持社区培育实践的基金——“中社社区培育基金”。
“我们期待通过基金平台建设与项目设计，为社区治理实践开辟一条社会造血的途径。希望我们的探索可以为北京责任规划师实践提供有效的参考，同时为名城保护、街区更新的关注者、实践者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机遇。”
“大鱼营造”是发源于上海新华路的社区营造组织，我们的愿景是“人人共建美好社区”。这个初衷最初来源于我们观察到所居住的街区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痛点：商业街道旁的店铺被一刀切地拆除，原本“有待改善”的步行环境一下子变成“无处可改”；街道的美化工程由不同的组织机构负责而又缺乏协调，结果导致重复的改造与投入的浪费；评价公共设施设计的标准模棱两可，而作为使用者的居民的声音却很难被听到……
由此我们开始思考：究竟是谁推动着社区的更新？如何让政府的投入收获应有的效果，居民们也能获得足够的话语权来表达诉求呢？一个能将政府、居民、开发商、企业、媒体和设计师等各方连接在一起的对话平台或许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大鱼营造”便诞生了，并基于2018年的“城事设计节——美好新华行动”开始了实践之路。
我们最初的探索是“从一个在地人的视角去探讨怎么样做街区规划”，收集街坊邻居们个人每天的生活记录，形成含有几百个样本的有温度的“小数据”，而不是冰冷的大数据，从而逐渐明晰社区更新应该为谁而做、由谁参与、创造怎样的空间。因此，活跃的社区生活是支撑这一方法的主要的因素。我们也从始至终坚持将激发社区的活力作为社区营造的主要内容之一，而非仅仅关注物理空间的改善，例如举办美好社区市集，组织针对改造的居民开放日和工作坊，带领外来年轻人深入走访社区、了解社区，设置物资交换的小空间以及共建邻里花园等。
“这些活动使居民们更多地走出家门，与邻居、与自己的生活环境深度接触，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分享的桥梁，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有助于提升居民们在社区更新中的参与度，并推动一些得到集体认可的改造决议更快地落实，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自发地关心自己的社区，主动维护改造后的空间。”
在传统村落的景观规划设计中，我们常常面临一个困惑：设计的“度”要如何把握？对于我国许多地区的传统村落而言，因其自身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优越，即便没有设计师干预，村子本身也有可供欣赏的风景；如果设计介入的程度过高，村落原本的风貌和文化就可能会被破坏。为此，我们开始尝试一种“弱景观”营造的方法——弱化设计师的角色、设计强度，强调设计实施成果与村落的协调性与消隐性。
传统村落“弱景观”设计的三个层次分为整治设计、改造设计、引入适度设计。其中整治设计是最能体现设计师与村民共建的阶段。在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这一阶段会弱化对图纸的专业性要求及专业施工队的投入，而强化当地村民的参与性。
那么，这样看似“不专业”的整治设计是如何实施的？在实践中，首先通过宣讲、走访等方式与当地村民进行多轮沟通，了解村民对本村景观提升的需求和禁忌；之后由设计师实地踏勘进行全村无死角的整治提升点位确认与提升方案“初设”（并不画图）；最后找到有一定组织管理及工程经验的带头人（通常是村干部或村理事会、合作社的代表，有时也是正规施工队的工头），组织本村的村民在设计师的现场指导下逐个点位进行现场施工。当设计师不能全时跟踪时，也可以在现场整治方案讲解之后，留下一些由实景照片改绘的简易“施工图”，村民施工队通常也能很好地完成整治工程。
整治设计的实施请村民参与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实施的过程和效果而言，由本村村民施工，实施过程中阻碍小，实施效果相较正规施工队更具乡土气息，与村落原生景观的融合度高；对于村民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能够获得相应的收益，而更深远的影响是让常年留守甚至被家人忽略了的村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存在感和建设家乡的自豪感。
“当然，与当地村民的深入交流与沟通会延长项目持续的时间，设计人员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利益冲突；但村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更清晰地感到自己被尊重，从而对改造项目产生更深厚的情感与更多的积极响应，我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我们还可以与他们进行建造技术方面的深入交流，使他们有能力更好地自主改进家园，这也是一种为传统村落景观塑造韧性的方式吧！”
在刚才几个分享案例中，设计师多少都处于一种“角色转型阶段”，当慢慢的变多的主体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时，设计师会从设计的主导角色到“参与式”协调的辅助角色，各位怎么样看待这一趋势？
我们在扎根社区做项目的时候，其实非常希望能有更多设计师加入，但也有许多国内设计师认为，参与式设计是“在迫不得已时才需要采取的手段”，他们会认为设计师的职业认同感来源于“能够主导自己的设计提案”；此外，参与式设计的确也并不适合所有的项目，并且其铺开后也会造成政府管理上的一些不便。但同时，也有一些设计师的职业成就感更多建立在居民对使用效果的正向反馈上，他们会更认可参与式的设计方式。总而言之，设计师可以在小规模项目中更多地考虑多方协调性，而我们这样的社会组织也会继续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使政府的态度变得更开放、更包容。
从体制上看，政府采购的规划设计项目自有一套严格的管理体系与流程，但参与式设计的多方决策成果可能与这些硬性要求相冲突，从而使政府产生顾虑，因此我认为目前的管理体制仍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从设计师角度来看，假如参与式设计的成果往往并不符合专业上的“美”的标准，我们是不是还要接纳它？我想，设计所谓“美”的事物只是设计师使命的一个方面，我们同时还承担着引导和教化公众的职责，要将高品质的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使用者，在这一方面，参与式设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
就传统村落这一对象而言，我认为参与式设计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因为传统村落的营建智慧是数代村民共同积累创造的，传统智慧在现代建设中的传承与发扬依然应该邀请原住民参与，发掘原住民的潜力。其次，据我的粗略估计，目前城市家庭出身的设计师所占比例较大，就成长背景来说他们对传统乡村的了解不深，各地传统村落文化差异又很大，一定要通过与当地人的深度交流才能做好这项工作；第三，我国乡村是典型的人情社会，要想顺利推行乡村改造项目，一定要与老乡建立良好的关系。
刘伟老师提到，在多中心治理中，“相互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表述似乎传达了一种“信任并非天然存在，而是需要靠努力去创造”的信息。您认为信任是天然存在的，还是人为创造的？
首先，我认为人们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天然的信任，这是人类能够在地球演化的历史中脱颖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过去人类个体之间的联络以强连接（指亲缘关系、直接工作关系）为主，这些强连接需要通过长期的面对面的沟通来维护和加强，而弱连接在数量上多得有限，其所起的作用也有限；移动网络等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沟通和联络方式，大部分个体都有着数量上远超过强连接的弱连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是传统的社会信任格局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例如，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经历了社会信任体系的崩溃与重建，过去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信用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支付宝、微信等全新的商业模式基础上的商业社会关系网络，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有深刻的区别；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系统地思考怎么样设计与这个新体系相适应的规则，以充分激发市场、政府、社区等多个决策主体和机制的正面社会效益以及各种主体和机制之间的协作。
对于信任的创造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在社区营造中普遍的使用的微信群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种通过建立“弱连接”增强信任感的方式。在城市里，人们之间需要保持一定距离与界限，因此基于弱连接的信任十分重要；乡村这种人情社会则可能更适合强连接。此外，居民与政府部门间的信任感目前也相对不足，这也是我们成立对话平台希望改善的问题之一。
“作为从事乡村规划的设计师，今天的沙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许多启发，因为我们许多同行都面临传统规划工作模式的转型问题，迫切地需要一些实践案例为咱们提供行动的参考。就乡村规划来说，现在慢慢的变多的业务内容已经从单纯的“乡村保护”转向更复杂的“乡村振兴”，调动乡村的多种主体进行共治共享也将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一趋势也在今天的讨论中得到了印证：设计师的角色转变势在必行，所要做的也不再仅限于与审美有关的‘设计’，还包括规划与策划，以真正恢复乡村活力为目标。”
由于篇幅有限，以上仅摘录部分现场嘉宾问答。请点击“阅读原文”回看完整问答！
群体在瞬息万变且不确定的现代社区如何做决定是多中心治理与共建、共治和共享的核心问题。以复杂且难以预测的气候变化及灾害为例，在本次沙龙特别设置的严肃游戏环节中，刘伟老师带领大家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一次决策模拟，与会者分成两组开展了三个小游戏来探索该怎么样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讨论和决定方案来分配有限的资源以有效地应对洪水与干旱灾害，并尽量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没有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在直播回放中感受它的趣味，并找自己的朋友一起尝试！
2014年，LAF成为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首批认定学术期刊；2015年，成为CSCD核心库期刊来源刊；同年，荣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交流类荣誉奖。2016年，入选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中国“最美期刊”；2016年和2018年，连续两届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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